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甚至更早，就有“印度将成为未来的制造业大国”之说，然而时至今日，印度似乎还只是停留在口头和纸面上的、“未来的”制造业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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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是背后推手

被中国网民戏称的“莫迪老仙”的印度领导人，一上台就大刀阔斧提出了十多项改革目标，立言要把21世纪变成“印度世纪”。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高调启动“印度制造”计划。

将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目前的 16% 提升到 25%，到2020年底将印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大制造业中心，到2022年增加一亿个制造业工作岗位。

不得不说，在2019年初，印度近90%的行业包括电缆行业对外国投资者开放，并简化外商投资机制，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印度电缆制造业的发展。

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电缆（含电力和通信）制造产业规模达到40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00亿元）。根据政府规划，预计到2020年，印度铁路投资规模将达到8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8000亿元）。政府还将斥资50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500亿元）打造100个智慧城市，斥资930亿美元建设高速公路，包括政府旗舰型项目NHDP，斥资4.5万亿卢比（约合人民币4500亿元）打造数字印度。除此之外，电力部还计划投资1500亿卢比（约合人民币150亿元）建设输配电网络。基于以上种种，Akash Sinha认为，当前电缆产业的年增率接近15%，未来五年，印度电缆产业年复合增率有望超过20%。

尽管如此，印度制造业营商环境是公认较差的，在世界银行《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将印度的营商环境排在 190 个经济体中第 100 位，而在印度开办企业的难易度排名则更低，只有第 156 位，排名甚至远远低于许多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

很显然，如此营商环境对电缆制造业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故此，印度效仿中国搞特区经济，自辛格时代开始效仿，一下搞出上百个特区来，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指出，至2018年1月，印度经济特区总数竟达到惊人的 423 个。这种“撒豆子”的建设模式对电缆制造业的发展需求格格不入。同时，他在2017年推动的GST税改，也让印度电缆企业、尤其中小型缆企“很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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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人口红利”

按道理来说印度同中国早期一样，拥有“人口红利”的优势，但是也就是这“人口红利”遭到部分学者的质疑。

曾经有人将拥有13亿人口的印度形容为“两个国家”：1亿城市精英和12亿城市及农村赤贫。这“两个国家”在很多层面上并不交集：印度经济已持续多年高速发展，但城乡就业率却停滞不前，都市贫民窟和广大农村贫困依旧，且受教育率也停滞不前。数据统计，印度赤贫人口数为 7300 万人，是仅次于尼日利亚、世界赤贫人口最多的国家。

《印度标准财经》2019年初援引一份泄露的政府就业报告称，2017年印度失业率高达 6.1%，且更令人担心的是，青年失业率比平均失业率高得多（15-29岁城市失业率为男性18.7%、女性27.2%）。

这意味着“印度制造业神话”的最重要论据之一——丰富而便宜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实际上对电缆制造业并没有什么帮助。而且印度当地管理人管理不规范，工人纪律性不足，基本素质也适应不到现代工业化进程。

具体到电缆制造业产品上，就表现为“非标件多、成品率低、品质不稳定”，这显然与当代制造业日新月异的要求背道而驰。

能否让慢节奏的印度工人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管理成本及效率能否提高，也将是值得商榷的问题。也就是说，印度所谓的“人口红利”，是“红利”也是“负担”。

印度含金量如此低的“人口红利”，又如何能构成迅速发展现代电缆制造业的基石？


在印度电缆制造业如此发展的同时，我国已经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制造大国地位。我国的优质电线电缆企业也进一步形成其世界范围内的产品竞争力， 国内优质电线电缆企业和电线电缆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已在全球范围内抢占市场份额。